第7462章挖掘大熊猫生态文化资源 主推大熊猫生态文化发展

　

转型国家通过司法改革也应当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这方面的作用。

唐甄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国权政权膨胀，人权民权受压。

行无为之治，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个人不以孤卑，集体不以众威。弱者不受强者压迫，个人不受集体侵凌，人权可达，自由可成。以权力分立制约平衡官权，有司不得专行。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为其情之所欲歆，于是而纯疵莫择矣。大法之中以宪法为首，行政法为次。

保卫他人权利，有助于维护自我权利。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提高人民代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况且，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灵魂，国家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工具。某人要上访，县委书记给他下跪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将中央军委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违宪提出审查意见，也应当列入其职责范围，是理所当然的。怎样才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逐步解决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呢？我有如下几点想法和建议：一要解决突出表现党政不分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问题。

必要时由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194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说：我们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以党治国，因为那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对司法工作，党要领导，人大要监督，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应还政于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第二种观点认为，哪个正确就按哪个办。它作为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公认。

他说，如果你是群众，你就按国家法律办。当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发生抵触和矛盾时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在80年代就曾讨论过。国家法律的灵魂不是党的政策，国家法律与党的政策的灵魂都应当是人民的利益，社会的进步、事物的规律和时代的精神。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

三是办事不能尚简单避复杂，不能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在这里，我还要重复提一下我曾多次提过的建议，即修改现行宪法的第126条。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的法律文书就早已写进司法独立。党、国不分，乃至党先于国、党重于国、党高于国、党大于国的观念和做法仍未解决，党国、党国仍然是人们的口头禅。

这里的关键还是在党的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上，应有符合现代民主法治普遍价值的正确理念。（作者为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与教育基地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进入 李步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治 法治 。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从原则上讲，不是这个党的党员，就不受这个党的党纲和党章的约束，党的政策对非党人士无直接约束力，它只能通过宣传与示范吸引人们自愿接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领导中国人民高举宪政的大旗，以民主对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专制，以法治反对它搞党治，以人权反对它剥夺人民的权利。有人认为现在的法规审查室已在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甚至认为这就够了。

已故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王桂五同志的观点倒很有意思。这对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开展对党组织的监督大有好处。

该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式下，党政军一体化，权力高度集中，是难以避免的。

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那里，是找不到任何思想踪迹的，列宁就曾指出，不应将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混为一谈。尤其要重视人大自身的建设，包括提高选举的自由度（第一款）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此后，劳动教养的对象又开始扩散。

方明、王振：《劳动教养及其监督机制完善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其他投票者认为说不清，占5%。

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学界的严厉谴责。注5《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规定的劳动教养对象是：（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至1970年末，全国劳教人员总数仅有4798人，降到劳动教养历史上的最低点。注20傅革：《劳动教养立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学》1987年第7期。

注11《办法》第9条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主张劳教制度能维护社会稳定，不能废的为18人，仅占1%。（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这种分期没有突出各个不同时期的特点，故不采纳。

⒉以反右为主要目标的劳动教养（1957-1978年）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全国又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特别严重的是，在中央提出的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被解除劳教的人真的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而是实行所谓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制度，这其实是第二次劳教。首次提出劳动教养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规定的劳动教养对象仅限于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但是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1956年）中将劳动教养对象扩展至土改中被惩罚者的家属，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

那时提倡全民大办劳教，劳动教养遍地开花，机关、工厂、公社、生产大队都可以自办劳动教养。注30第六，劳动教养成为地方政府谋政绩与谋利的工具2009年，学者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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